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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王水雄:超大型城市規劃與治理為什么需要社會博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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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城市的形成本身,與國際國內社會博弈格局不無關系。超大型城市的規劃與治理問題,有必要放在社會博弈論的框架之中來看待。社會博弈論強調人際互動中的任責、威脅與承諾對于博弈結果的影響及預測作用;強調結構運作和大小不同博弈框架的鑲嵌所可能產生的后果;強調對所有行為主體動力機制及其所處時空結構的充分考量,及由此帶來的不對稱性和聚點特征;強調在博弈中策略性地、恰當地呈現共同利益與沖突利益的不可分割性或緊密相關性,以利于矛盾的解決。如果想要讓人們當今及未來的生活(無論具體某個個人是否生活在城市之中)變得更美好,城市的規劃與治理就需要將社會博弈論納入其考慮范圍之內。

一、現代超大型城市與“人質”機制

當今世界超大型城市中的人和物(包括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現代版的“人質”機制中的人質。

在古代社會,比如說春秋戰國的時候,不同的國家之間經常交換人質。秦王嬴政的父親秦莊襄王就曾經作為人質,被交換到了趙國,并結識了呂不韋;而嬴政本人也是在趙國出生的。這種人質機制是冷兵器時代避免不同國家之間產生不信任和發動戰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治理安排。在這里,通常的一個大前提是:博弈的雙方之間缺乏一個共同認可的權威來對它們的關系進行規劃和治理。所以它們只好把自己一部分至關重要的利益,放在對方的手中,由對方掌握,這相當于提供了某種承諾或約定;如有違背,人質勢必遭殃(嚴重的情況下,甚至可能被殺)。如此形成“恐怖平衡”,對自身可能的恣意妄為加以制約;進而增加雙方行為的平和穩定性,強化信任。

當然,時至今日,現代版的“人質”機制有了很大變化?,F代超大型城市成為“人質”,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武器的發展,特別是核武器的發展。托馬斯·謝林指出,核武器的發展,以及相關的遠程運輸技術和長距離發射、打擊能力的提升,使得在現代城市中生活的人和物,雖然貌似并不直接處在國外力量的控制之下,卻是處在其報復性力量所能打擊的范圍之內的。因此,只要“我國”(或“敵國”)無法在短時間內摧毀敵國(或“我國”)進行遠程打擊的報復性能力,就會因為“我國”(或“敵國”)超大型城市“人質”性質的現實存在性,而不敢輕易發動戰爭,特別是大規模戰爭。這樣一種機制甚至還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抑制不同國家之間的戰爭“突襲”行為。

這種“人質”機制的現代翻版,以及“恐怖平衡”的長期維持,帶來了超大型城市發展的機遇。這種發展累積的結果,就成了現在的超大型城市。

“人質”機制不僅適用于分析超大型城市所涉入其中的、國與國之間的博弈,為其和平發展的由來找到相關根據;同樣也適用于分析超大型城市所涉及的不同人群或集團之間的博弈。這是說,當今超大型城市中生活的人們,越來越容易將自己運作成“人質”,或“被綁架”為“人質”。設想一個大城市被游行示威的人們占據了核心區,整個城市的交通乃至日常運營都為之“堵塞”,大量生活受到影響的“非示威游行者”無疑也就成了“被綁架”的“人質”。而一些城市受到恐怖分子的襲擊,或被人以恐怖襲擊相威脅,則是普通無辜市民乃至旅游者“被綁架”為人質的更為直接的明證。此外,大量人群在城市的某個相對“狹小”的空間集聚,也會提升踩踏事故的風險;這(盡管目的可能不一樣)與大規模的靜坐、絕食一樣,可以說是人們自己將自己置于了危機時刻的“人質”“坐困愁城”的境地。

上述“人質”機制的影響意味著,一方面,現代超大型城市招致大規模戰爭摧毀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所以與之相關的城市規劃對人們生活的時空結構有著長久的定型性影響。另一方面,現代超大型城市中的人群集聚、民眾維權及其他非暴力性抗爭行為可能將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其風險的控制和結果的導引,是能夠從城市規劃所定型的時空結構中找尋到某些規律的;而這又需要嵌入到社會博弈論的框架中加以分析。

二、超大型城市內的博弈分解與規劃

隨著交通日益發達,隨著人口的流動速度和流動能力日益增強,人口在短時間內大規模集聚于某個城市空間的可能性大為增加,由此也衍生出大量的社會風險。一個城市隨時都可能因為大型罷工、游行示威、歡度節日、舉辦儀式而引發交通擁堵、乃至踩踏事件。此外,人口在超大型城市的集聚也可能導致人們難以享受到某些看起來頗為基本的權利與自由:比如,買車需要搖(或競拍)到號才有資格,而出行也有限號的規定,便都是超大型城市人們權利受限的再明顯不過的例子。這種因為人群在某個城市空間的聚集而可能導致的損失,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過城市規劃與治理來緩解的。城市規劃一定程度上具有將大型群體博弈(如“千家萬戶過獨木橋”)加以分解的功能。

鑒于這種超大型城市的社會風險性和權利受限性,社會治理需要強化人口的分散機制,需要通過分權來疏散人群。通過城市規劃與治理來實現對社會大型博弈的分解,總的原則應該是:注意全國城市布局的分散化和多中心性,增加城市的人口吞吐能力與速度,避免城市“中心地帶”的單一化和封閉性,注意小區建設的小型化與服務配套設施的完善。具體闡述如下:

第一,注意全國城市布局的分散化和多中心性。需要注意讓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不要過分疊加,甚至是需要有意識地在行政上采取去中心化的措施,抑制大城市過度的人口和資源汲取力。具體措施比如說,可以有意識地淡化、減少、拉平城市的行政級別,及其可能帶來的公共福利差異;此外還可以增設數個中西部城市為直轄市。

第二,增加城市的人口吞吐能力與速度。盡管連通城市的交通設施已經越來越便捷;但城市規劃與治理過程中,仍然需要強調:危機或高峰時期人口進出城市的方式應盡可能規劃得多樣化,瞬時人流量應盡可能大,多個交通樞紐應合理地分布于城市的不同方位,且彼此間(比如通過地下交通等)能做到較大人流量的無縫對接。

第三,避免城市中心的單一化和封閉性。過去中國城市往往是以某個廣場或建筑物為中心呈環狀往外擴展,不少城市會有二環、三環、四環之說。這一單一中心的城市空間結構對于未來城市社會博弈而言,可能會有不利影響,特別是如果這樣的中心廣場或建筑物還具有較強封閉性色彩的話。

第四,注意城市小區建設小型化與服務配套設施的完善。中國的小區式的城市居住和工作空間或建筑安排本身就包含了將社會治理壓力分解的規劃取向,這種規劃使得原本可能是需要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治理工作被移交到了小區相關組織乃至個人的身上。在這樣的小區建設的大時空結構下,注意小區小型化,主要是為了避免“三個和尚沒水吃”的責任分擔現象。讓小區的利益相關方及時地發現小區中潛藏的沖突矛盾,在其還沒有釀成大的可能導致居民被“人質化”的沖突之前,就予以及時解決。

三、沖突利益、共同利益與城市治理

城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都應該認識到,他們之間既有沖突利益,也有共同利益,而且這兩種利益通常是很難徹底分割開來的。

超大型城市的規劃與治理之于城市人群的關系,和利用居住生活的時空結構來培養良好的夫妻、父母與孩子關系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它需要做的一個重要工作,是通過建筑物、街道、公園、特殊空間的布局,去強調和明示共同的利益,同時盡可能地避免夸張和放大(卻也并不忽視或過分淡化)沖突利益。

這意味著,城市規劃的過程中,需要讓市民對城市產生擁有感,這也就是要讓市民能夠就近充分地、相對廉價地享用城市生活中的公共空間。體育場、圖書館、博物館等等公共空間的充分建設和在較多時段的廉價乃至免費享用,有助于增加市民對城市的擁有感,留意和關注他們在超大型城市中的共同利益,并與陌生的其他市民產生同呼吸共命運的正確認知。

當然,與此同時,在城市規劃與治理的過程中,還需要正視政府與普通民眾之間,以及不同人群之間沖突利益的現實存在性。并且需要做到讓這些沖突利益的各方代表有多樣化、多中心、且有序的表達空間,這些空間還需要有四面通透的退出口,以避免人群對立嚴重時發生“背水一戰”的不可控局面。這樣,才能及時地呈現和化解社會矛盾、疏導社會不滿;一方的任責與強硬才能導致另一方暫時的退讓與順從,不至于因一點小問題而過度匯聚人群、激化沖突、釀成惡劣的“玉石俱焚”的社會后果。

四、警惕城市規劃與治理的聚點效應

聚點(focal points)概念與任責一詞一樣,也是源自托馬斯·謝林理論提煉。在謝林那里,社會博弈論的“解”通常具有聚點性質。謝林認為,在社會生活中有許多地點、規范、歷史傳統、標識物或信號可以稱為聚點,用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最終可能確定博弈的“解”。比如說,對于兩個在大商場中離散的夫妻,在無法通信的情況下,也許商場一層的中央位置或者問詢臺(當問詢臺只有一個時)便是他們的聚點之所在。聚點需要滿足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即:唯一性。

對于一個有著單一中心的超大型城市來說,單一聚點有可能容易導致在突發事件時,人群過度集中于單一地點。此時,如果該地點還有較強的封閉性,則一旦出現沖突,也就容易引發意料不及的嚴重后果。這也就意味著,城市規劃需要有意識地設置多個廣場、標志性建筑物之類的“聚點”,并保持它周邊環境的開放性,令其四通八達,人們可以從各個方向離開或退出。與此同時,城市治理也需要有意識地破除人們心中有關城市的單一中心觀念,而強調多中心;比如,逢年過節時,搞活動或儀式(比如放煙花)就需要告知人們會在多個(而不是一個)“聚點”同時展開。

美國的華盛頓特區就政治層面而言,至少有三個中心:國會大廈、白宮、最高法院,這三個中心在地理上拉開了充分的距離,且往往四面都有較為開闊的空地(比如綠地或公園)。這使得哪怕是有來自民眾的抗議行為,也只是集聚到三個中心點的某一個上去,而不會擁堵在一個唯一的中心地帶。

更進一步,即使是多中心(或聚點)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出現超大型城市人員在某個中心的過度擁堵,還需要注意明確的標識或者是關于空間共識的形成或養成。比如說,在平時的大型活動中,就規范性地確立何處為起點,何處為終點;何處為出口,何處為進口。在相應的位置如果有便利的、較大人流吞吐量的交通,比如說地鐵、公交等,通常也就不會出現嚴重的擁擠乃至踩踏事件。

結論與討論

伴隨著各國戰略武器特別是核武器的發展,伴隨著交通的便捷、人流量的擴大和速度的提升,伴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超大型城市在獲得了國際“人質”機制提供的機遇的同時,其未來也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國內的“人質”機制的困擾。城市規劃與治理越來越需要面對和正視這一具有根本性的現實。

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博弈論應該被納入到城市規劃與治理的理論視野及現實關照之中。社會博弈論借重了傳統博弈論的框架,卻又不同于數學化了的傳統博弈論;社會博弈論在博弈之中考慮了大量的、包括時空結構在內的結構性因素。任責、威脅、承諾、任勢、結構運作、聚點等概念的提出與提煉,大大地增強了人們對博弈結果或真實“解”的預測能力,以及空間結構對博弈活動所產生的影響的理解。同時,為了達成相對較好的結果或“解”,社會博弈論反過來也對時空結構的規劃與治理提出了系統性要求。

社會博弈論在城市空間規劃和社會治理之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城市空間規劃和社會治理也需要運用社會博弈論的相關知識。通過影響人們的預期和心理,城市規劃與治理可以作用于人們的行為及互動,進而對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們的利益表達和情感訴求形成良好的疏導作用,避免出現過于尖銳的對立,或者簡單地因為人群的聚集而釀成巨大而慘重的人為事故。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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